《黑暗時代群像(第二版)》Men in Dark Times

漢娜．鄂蘭論萊辛、羅莎．盧森堡、卡爾．雅斯培、華特．班雅明……

19世紀末與20世紀前半葉，是個政治大災難、道德大淪喪、藝術與科學卻突飛猛進的時代，這裡所論的正是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

一個最黑暗，也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年代， 鄂蘭與這些精采的人在同一時空中交會。

本書是20世紀重要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於20世紀70年代完成的著作。鄂蘭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

她在書中所論的都是20世紀前半葉的知識份子，都是她身邊熟識的人。處在上一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學術文化中心，一個最黑暗，也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年代。

「黑暗時代」一詞出自德國詩人布萊希特的名詩〈致後代子孫〉，指的是20世紀黑暗現實中無所不在的恐怖。

漢娜．鄂蘭認為，本書中她所談到的幾位人物──包括萊辛、羅莎．盧森堡、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卡爾．雅斯培、伊薩．迪內森、賀曼．布羅赫、華特．班雅明、貝托爾特．布萊希特、華特馬爾．居里安與藍道．賈雷爾──照亮了那個時代的黑暗。

漢娜．鄂蘭相信，「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都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乃有了這組群像的勾勒。

• 作者介紹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早年跟隨海德格、雅斯培。1933年納粹上台後流亡巴黎，1941年到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任教。

  她的思想重點在於：對極權主義、政治實踐（如革命、暴力、權力）以及公共空間等議題的思辨。她的著作如《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皆是社會、政治哲學的扛鼎之著。

  鄂蘭於1975年去世後，美國學界出現「鄂蘭研究」，儼然成為一個學派，稱為「鄂蘭派」。

• 譯者介紹

  鄧伯宸

  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報社翻譯、主筆、副總編輯、總經理，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附設胡適百歲誕辰紀念徵文優等獎。譯作包括《哭泣的橄欖樹》、《遙遠的目擊者：阿拉伯之春紀事》、《日本新中產階級》、《鄂圖曼帝國三部曲1300-1923》等（以上皆由立緒文化出版）。

黑暗時代群像(第二版)－目錄導覽說明

• 作者序

  1黑暗時代的人本精神

  兼論萊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藝理論家之一

  2玫瑰的名字

  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德國左派革命家。德國共產黨綱起草人。

  3世界公民○1

  頌：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金石堂網路書店1969

  二十世紀德國的存在哲學大師

  4世界公民○2

  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

  二十世紀德國的存在哲學大師

  5遠離非洲

  伊薩．迪內森Isak Dinesen, 1885-1963

  《遠離非洲》、《芭比的盛宴》作者

  6勉為其難的詩人

  賀曼．布羅赫Hermann Broch, 1886-1951

  德國重要作家

  7最後的歐洲人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二十世紀重要哲學家

  8我們曾作為『光明的一代而生活』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

  德國戲劇鉅擘

  9重新肯定佛洛斯特、惠特曼和威廉斯

  藍道．賈雷爾Randall Jarrell, 1914-1965

  美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

  10論反猶太主義

  華特馬爾．居里安Waldemar Gurian, 1903-1954

  德國重要政論家與作家

  11一個坐上聖彼得大位上的基督徒

  安捷羅．朱塞佩．隆加里Angelo Giuseppe Roncalli, 1881-1963

  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是現代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聲望的教宗之一。

  附錄：漢娜．鄂蘭 極權主義理論成經典／林博文

作者序

這本集子裡所收的文章，寫作時間跨越十二個年頭，有的是感時之作，有的是適逢其會，主要談的都是人，談他們的人生經歷，談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活動，也談大時代對他們的影響。齊聚在這裡的幾個人，說他們彼此間有多麼不同，那倒也未必，至少若真像這樣將它們放到同一間屋子裡，又讓他們對事情都擁有發言權，他們不群起抗議才怪。之所以會如此，也正在於這些人各有不同的才華與信念，各人的專業與環境也大異其趣，唯一的共同點只有他們全都互不相識，而且都屬於同一個時代。當然，萊辛（Lessing）應該是個例外，但在開卷的那篇文章，我還是將他算作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如此說來，他們全都走過了一個共同的時代，也就是二十世紀前半葉，那個政治大災難、道德大淪喪、藝術與科學卻突飛猛進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他們有的人慘遭殺害，有的人起居作息身不由己，只有少數人能夠置身事外，但若說完全不受任何影響，那就幾乎是無人能夠了。有人或許指望，能夠在這裡找到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時代精神的代言人，或是歷史的詮釋者，但我看這恐怕是要落空了。

但是，我還是相信，此一歷史性的時期，亦即書名中的「黑暗時代」，在本書中倒是隨處都可見得到的。「黑暗時代」一詞，我借用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譯註：德國詩人、劇作家、戲劇改革家，1898-1956）的名詩〈致後代子孫〉（To Posterity），詩中提到動盪與飢餓、大屠殺與劊子手、不公不義與絕望所引起的民憤，「當斯時也，巧詐橫行，民憤無門」，瞋恨無罪，使人面目更為可憎，暴怒有理，益增聲音之淒厲。然而，所有這一切並非清楚可見，甚至根本難以察覺，只因為，直到大禍臨頭的那一刻，一切都被掩蓋了起來，不是被事實所掩蓋，而是被官方代表們滔滔不絕的花言巧語、模稜兩可以及報喜不報憂的片面之辭瞞了過去。既然要談黑暗時代與生活於其中的人民，「當權者」或所謂「體制」所編織敷設的偽裝，我們就絕不可以放過。如果公共領域的功能在於將眾人之事攤在陽光下，亦即提供一個可見的空間，讓一言一行都無所遁形，好壞立判，那麼當黑暗掩至，亮光不再，一切都被「信任落差」與「看不見的操控」所矇蔽，被隱瞞真相的言論一股腦掃到地毯下面，被教條、道德等等在維持舊真理的藉口之下，將所有的事實都貶成一文不值的細枝末節，這時候，人民又算老幾，又能有什麼作為？

這種情形其實並不陌生。早在三十年前，沙特的《嘔吐》（La Nausée，我認為迄今仍是他的最佳作品）就用「歪理」與l'esprit de sérieux這些字眼加以形容過；在那樣的一個世界裡，大家都公認，說到人，不過全都是些痞子，至於事，無非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所到之處，全都是一筆爛帳，令人作嘔。四十年前，情況也一樣（雖然目的完全不同），在《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裡面，海德格就非常精準地加以描繪過，說「彼等人」縱一己之私，在公共領域裡肆無忌憚，「信口開河」，其勢有如排山倒海，對每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展開無情的攻擊，影響所及，支配了日常生存的每一個面向，而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論有沒有意義，不是言之鑿鑿就是一筆勾銷。按照海德格的說法，在這個共同生活的日常世界中，我們根本無所逃於這類「無法理解的狗屁倒灶」，如果想要徹底予以擺脫，唯有像帕米尼德斯（Parmenides）與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所說的，退縮到政治領域的反面，亦即與世隔絕的完全孤獨。這裡所關心的，既非海德格有關這方面的哲學分析（依我看，它乃是無可動搖的），也不在於其背後所根據的哲學傳統，我們特別著重的，是時間底層的經驗及其相關的概念性描述。我在字裡行間最想要表達的，是那種諷刺性的、揭瘡疤式的陳述（「公領域的亮光只會模糊了一切」），直指事情的核心，簡單明瞭地將現實的情狀做個交代。

廣義地說，這裡所說的「黑暗時代」，指的並不是這個世紀才突然冒出來的龐然巨獸，相反地，黑暗時代不僅一點都不新，而且在歷史上絕非少見，美國歷史上或許聞所未聞，但無論過去與今天，其中也不乏類似的罪惡與災難。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正是基於這種信念，雖然難登大雅，乃有了這組群像的勾勒。以我們的眼睛來說，早已經習慣於黑暗，能不能分辨他們的光是燭光還是燦爛的陽光，其實大有問題。但是，這類客觀的評價對我來說已屬其次，大可放心交給後世了。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一九六八年一月

〈黑暗時代的人本精神〉

歷史上的黑暗時代不在少數，它們的公共領域總是一片模糊，社會則是一片混沌，以致少有人會去過問公共事務，眾所關心的，無非是切身的利益，但求獨善其身。活在這樣的時代並受其形塑的人，對社會與公共領域大多不具好感，儘可能敬而遠之，甚至乾脆視而不見，拋諸腦後──彷彿這個世界只是一個讓人可以躲在它背後的表象 ──但求這個介於他們中間的中介空間最好不要介入他們彼此之間的了解。在這樣的時代裡，如果沒有意外，常會出現一種極為特別的人本觀念。要了解這種情形，不妨去看看《智者拿丹》（Nathan the Wise，譯註：萊辛早期的詩劇作品，強調宗教的寬容），在整部戲裡，無所不在的主題正是：「能夠生而為人也就夠了」，而有如主旋律般貫穿其間，與之相呼應的訴求則是：「做我的朋友吧」。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在《魔笛》（The Magic Flute，譯註：莫扎特歌劇作品，劇作家為Emanuel Schikaneder）中看到同一類的人本精神。絕不像我們所熟悉的十八世紀人本理論，突顯的只是基本的人本觀念，根植於其上的卻是國族、民族、種族與宗教的分歧和人類的分裂；這種人本精神則是比較完整的、充實的。如果真有這種人本精神存在，那麼自然會有一種現象，要求行為應該符合「人之所以為人」，並主張人與自然的行為是一體的、同一的。十八世紀時，提倡這種人本觀念最不遺餘力、影響也最大的莫過於盧梭，對他來說，全人類共有的人本特質並非表現於理性而在於惻隱之心，亦即他所說的：不忍見同類受苦之心。在這方面，萊辛所見亦同，他曾說，最優秀的人就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但萊辛卻擔心同情心的一視同仁，亦即他所強調的，對壞人也「心懷同樣的惻隱」。但對盧梭來說，這卻不是問題；在以他的理想為依歸的法國革命精神中，他就看到了「博愛」這種人本的極致。萊辛卻別有所見，在他的心目中，友善──有選擇性的、有別於一視同仁的同情──才是人本真正的體現。

在談萊辛的友善觀念及其與公共事務相關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花上一點點時間，了解一下十八世紀對博愛的認知。對於博愛，萊辛也頗用過心思，他所說的「人道情懷」，指的就是以手足之情待人，縱使這個人是來自一個以恨為出發點，並以「非人」方式對待別人的世界。總之，我們的用意是要強調，在黑暗時代，這種以兄弟之情來彰顯人本的情形乃最為常見。當時代變得極端的黑暗，某些群體甚至因此無處可以容身時，其所想所行全都是退縮的，是自外於這個世界的，這時候，這種人本精神也就會自然流露。從歷史上來看，人本精神中的博愛情懷，每每出現在受迫害與受奴役的族群中；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當時的猶太人，在文化圈裡還算是新人，在他們中間就不難發現這種相濡以沫的情懷。這種情懷也是邊緣族群特有的本事。也正是憑藉著這種本事，社會的邊緣族群總能夠克服一切；但是，所要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隨之而來的，常是社會地位的徹底喪失，以及與社會對應的所有管道全面萎縮──在這個我們與他人共有的社會中，先是從我們賴以自我定位的常識開始，繼之以我們賴以認同這個社會的審美與品味──在極端的情況中，這種邊緣化往往長達好幾個世紀，我們大可稱之為無世界狀態（worldlessness），而無世界狀態無以名之，只能說它是野蠻狀態了。